教齡30年的甘肅省宕昌縣鄉村代課老師王世明,因為從1989年開始出遠門打工過4年,中斷了教齡,他至今沒有轉正,他認為,“可能永遠也轉不了正了”。
  如今,他的工資只有400元。而當年與他一起代課的教師轉正後拿到了4200元。
  王世明“出名”,是因為一張黑白照片。崇山峻嶺之間,一個人扛著一根幾十斤重的木頭回家。他的眼前,幾乎沒有路,只有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。這根木料是建完學校後剩下的,因為代課教師工資低,村民們便把這根木料送給了他。
  這張攝於幾年前的“木頭抵工資”的照片,至今還時不時被網民翻出來,流傳一陣子,感動一大批人。去年,他被評為“最美鄉村教師”,可除了帶回一塊銅色的獎牌外,王世明的生活並沒有多大的變化。工資條上還是雷打不動的400元。
  王世明是1980年在郭家灣村當上代課教師的,當時他18歲,初中剛畢業。王世明清楚地記得,工作的第一年,他每月的工資是17.5元。兩年後,他結婚了,陸續生下3個孩子。他的工資漲至每月40元,多了22.5元。
  郭家灣村周邊的幾個村學,幾乎被王世明教了個遍。教學條件一個比一個艱苦,離家的距離越來越遠,走的山路也越來越多。
  這些山路,王世明再熟悉不過。宕昌縣地處甘肅省南部,緊接青藏高原邊緣,群山環抱,地廣人稀。宕昌是甘肅出了名的貧困縣,山大溝深,交通不便,人多地少,自然條件惡劣,十年九災。2008年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、2013年的岷漳地震,宕昌縣均未能幸免。
  在孤島般的鄧家山,王世明一待就是9年,一個人撐起了一個學校。鄧家山孤懸在山巔,200多口人,幾乎都是文盲。鄧家山小學最多的時候一學期有40多個娃娃上學。
  村裡決定集資給學校蓋新房子,聽說這個消息,王世明高興得像個孩子,“房子是給學生們蓋的,我也要出把力”。
  因為代課教師工資低,鄧家山全村同意,給王世明分了兩畝山地,以補貼家用。當年,兩畝山地收了600多斤麥子,王世明把麥子賣了,全部捐給村裡建學校。
  房子蓋好了,聽說鄉上搞退耕還林,可以分到一批樹苗。他又趕了十幾里山路,把樹苗拉來,種在了校園的四周。如今,當年他親手種植的這些落葉松已長到五六米高,亭亭如蓋,守望著這座已經廢棄了的校園。
  丈夫的苦,沒有文化的妻子郭社蓮最清楚。那條山路,時常有蛇蟲出沒,秋天的蕁麻最毒,被“咬”上一口,瘙癢難受。最苦的是冬季,大雪深過腳踝,滑倒摔跤是常有的事。“雨天一身泥,冬上天天感冒,經常掉著鼻涕。”
  在這條山路上,王世明獨自走了9年。他一個人,帶三個年級,既是語文老師,也是數學老師,既是音樂老師,還是生活老師。
  山裡人家,日子大都過得緊緊巴巴。學生們的書本,教學用的粉筆,都是王世明每年從縣城買了,再用背簍背上山的。在崎嶇的山路上,如果能碰見盪牛的學生家長,王世明還能輕鬆些,沉重的書本可以馱在牛背上。
  但大多數時候,山路上除了他,就是他自己的影子。
  學生們的學費,一時收不齊,到縣城新華書店買書的時候,王世明只好拿自己的工資先墊上。缺的部分,先打欠條欠著。剛開始,新華書店的人不認識王世明,不肯拖欠,後來知道了這個代課教師的事,對方破例給他走了“後門”。
  王世明沒學過音樂,除了能吼兩句秦腔,其他的歌一唱嗓子就把他“出賣”了。為了給孩子們上好音樂課,他就對著收音機、電視機學,“學會一首教一首”。
  在鄧家山,他為師嚴厲是出了名的。每當王世明家訪出現在學生家裡的時候,正在看電視節目的學生,一見王老師來了,便迅速關掉電視機抱起書本。
  一看是王老師來了,村頭很多人都招呼王老師到家裡喝茶。王老師和中國青年報記者順便走進了劉仇女家,她忙招呼大家坐下,倒完水,立馬就要生火盆做飯。
  山裡人交朋友是以心換心。“王老師把我們鄧家山的娃娃全部都帶大了。”劉仇女端出烙乾的饃饃,笑盈盈地說。她的兩個女兒也都是王世明的學生,如今早已出嫁。
  在鄧家山,村裡的孩子他送走了一撥又一撥,“大的大了,出嫁的出嫁了”。鄧家山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就是王世明教出的。
  鄧家山的9年,除了上課,王世明還要自己挑水做飯。麵粉和菜都是從家裡背來的,他的飯幾乎頓頓不離洋芋,逢年過節才能吃上頓肉。
  山裡孩子的早餐,大多是啃乾饃饃。王世明大清早起來就要忙著給孩子們燒熱水。遇到中午不回家吃飯的孩子,王世明還要招呼學生們和他一起吃飯,左右都是洋芋飯。
  9年間,王世明創造了一個不小的奇跡:沒有一位適齡學生輟學。
  事實上,在去鄧家山小學教書前,為了養活3個孩子,他打過4年工。妻子郭社蓮回憶:當時,家裡的口糧是以蕎麥、青稞為主的粗糧,細糧很少。即便如此,面櫃也要空了,“日子緊困得很”。
  1989年,王世明跑到青海剛察縣的露天煤礦,當了一名挖煤工,每月賺100元。白天挖煤,晚上他幫不識字的工友寫信、讀信。 “不識字的出門人,太遭罪啦!”他感慨道。
  除了當過礦工,王世明還上新疆拾過棉花。可無論是在黑漆漆的煤場、還是在看不到頭的棉花地,他都渴望再回到講臺。他堅信:“要走出窮山溝,必須要學本事。沒文化,出去只能賣死力氣。”
  1993年,毛羽山村鄧家山社辦村學,一個月只有40塊錢,沒有老師願意去。妻子對王世明說: “為了不識字的娃娃都能識幾個字,管它有錢沒錢。”當時,3個孩子漸漸長大,需要有人看管。王世明最終決定上山教書,在鄧家山小學,這一待就是9年。
  2001年,鄧家山教學點撤並至毛羽山小學。那一天,一種複雜的情緒涌上這個“光桿校長”的心頭:他擔心以後學校離家遠了,會不會有學生到了上學的年齡,不去上學,成為文盲。
  王世明愛看電視劇,當看到《亮劍》里的李雲龍拿起大刀喊沖殺的時候,他便感覺心頭一熱。
  “英雄是能夠為百姓謀利益的人。我沒有乾出什麼成績,做得不夠好,只能教山裡孩子多識幾個字。”王世明說。
  2001年,就在給鄧家山小學捐糧建校時,王世明的大女兒考上了隴南師範,一年的住宿費和生活費要5000元。從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,這位父親犯了難。
  按風俗,孩子高考考上了大學,家長應該擺謝師宴。他也想請大伙吃頓酒,但無奈囊中羞澀。最後,還是女兒學校的校長出面解了圍:“王老師啊,這個面子給我,你就不要請了,我來請。”
  臨分別,這位校長還特意叮囑王世明:“不能讓娃娃不去念大學!”
  王世明一連跑了好幾天,親戚、同學那跑了個遍,才借到200元。“連路費都不夠,咋能供孩子念書啊。”回憶往事,王世明不說話了,用大骨節的手,揉著濕漉漉的眼窩。
  從親戚家借錢回家中的那天,王世明一個人獨坐在立交橋邊,足足獃坐了兩個多小時。最後,還是遠在新疆的兒子,知道消息後,向戰友東拼西湊,湊齊了姐姐的學費。送女兒上學的那天,王世明用塑料袋一層一層包裹著5000元,小心翼翼地交到了女兒手上。
  命運似乎和王世明開了個玩笑。按照後來的國家政策,“凡是1984年以後一直在崗的代課教師都可以轉正。”而因為從1989年到1993年中斷的4年,王世明無緣轉正。
  王世明也參加過幾次考試,都不理想。現在,他已經徹底錯過轉正的機會了。按照最新的政策,轉正的代課教師需具備大專文憑,並且要通過普通話考試。眼看著,他再也沒有機會了。
  有人評價,這個“最美鄉村教師”成了“一刀切”政策的“犧牲品”,被制度有意無意地傷害了,他不僅“最美,還最悲情”。
  如今,王世明幾乎是村裡最窮的人。用他的話說,這個家“賊來不怕客來怕”——客人來了,發愁拿不出啥招待。
  妻子郭社蓮煮了幾個雞蛋招待中國青年報記者的“不速之訪”。至今,這個家使用的竈具是火盆。做飯時,煙熏火燎的,滿屋子都是嗆人的煙。
  有村民曾當面對王世明“冷嘲熱諷”:“你乾代課教師有啥意思呢,一個月的工資不如我們打工一天的錢?”
  王世明的回答冷峻如鐵甲:“人各有志,我愛這個職業。我相信老天會睜眼的,我不能前功盡棄。” 也有人問他後悔當了代課教師嗎?他答:“君子怨命不怨天。”
  但他畢竟漸漸地老了,2007年,他戴上了一隻150度的老花鏡,無論批改作業,上課,還是周末回家喂豬,這隻棕邊的老花鏡成了他形影不離的“伙伴”。
  因為2013年被評選為“最美鄉村教師”,他生平第一次到了北京。他看了天安門升旗,參觀了國家博物館,在航天博物館見到了“英雄航天員”景海鵬、翟志剛,還到了北京大學聽教授講留守兒童的課……
  每一項安排他都記得清清楚楚。不過,回到宕昌後,他很少向學生和旁人講起。他被自己的自卑打敗了——“雖然我是最美教師,但是我是一個代課教師。上電視講話的是我,其他人條件都比我風光,而我是窮山溝的土包子,活人的差距太大了”。
  實際上,頭戴“光環”的王世明的生活並未發生多大的變化。
  學校照樣會時不時地停電。在微弱的燭光下,王世明垂著頭說:“作為3個孩子的父親,我打50分,不及格。作為丈夫,我打30分,家裡的農活兒全靠妻子一個人做。作為兒子,我打20分,老人有病的時候,我不在身邊。”隔著一米多遠,記者仍能感受到眼淚馬上要從他的眼眶裡掙脫了。
  山裡寂靜,突然雷聲大作,大雨瓢潑。“作為老師, 我最起碼打60分。”這一次他沒有停頓,語氣堅定。
  大女兒郭馮燕師範畢業的時候, 王世明懇求女兒:“要懂得吃水思泉。這一方水土養育了你,你必須為這個地方服務。”
  原本有機會外出闖盪的郭馮燕,最後回到了老家,在臨近的鄉下一所中學,當了一名英語老師。不過,女兒的工資比王世明每月400元的工資翻了好幾倍。  (原標題:30年教齡,400元工資,代課教師最美?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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